齐鲁晚报•齐鲁壹点评论员 沙元森

飞人刘翔跨过“最后一栏”。

9月10日，刘翔在社交账号发文，自称“早在9月1日我已经买断，获得49.4万买断费”。刘翔还展示了转账凭证，把近11年收到的工资补助等捐给中华慈善总会，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。

图为刘翔晒图

上海市体育局随后发布情况通报，表示尊重刘翔的选择，对刘翔的善举表示敬意，同时也表示将认真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，持续优化上海市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，健全运动员转型发展支持体系，切实维护好退役运动员合法权益。

双方的隔空互动看上去客气又克制，但是刘翔“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”的表态，透出不欢而散的味道。

上海市体育局的回应礼数周全，可是仍然没有充分回应社会关切。刘翔2015年宣布退役，之后长期处于“不在岗”状态。其间收入固然不多，但是这种退役后长时间等待安置，是否符合规定，算不算“吃空饷”，却是舆论争议较为激烈的话题。上海市体育局在向刘翔挥手“道别”的时候，应该主动澄清事实。

刘翔本人也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疑惑。他说，官方说按规定处理“在编不在岗”，但是他退役至今“没有接到过任何编制及岗位”，也不理解为何在退役11年后让自己急匆匆地做“二选一”的选择。

刘翔的身份问题长期悬而不决，确实算“历史遗留问题”，再加上这些年的广告费分成等问题，梳理起来肯定有些难度。但是，刘翔个人能把这些年的工资补贴算得清清楚楚，上海市体育局也不能只用几句客气话来应对，拿出一个清晰的账本，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，都是权责之内应该做到也能做到的。

根据上海市体育局的回应，上海市运动员安置工作依据国家及上海市事业单位人事管理、退役运动员安置相关政策实施。组织安置、自主择业是政策规定的两条安置途径。在过去十年间，上海市对近千名运动员进行了退役安置，其中包括10余位获得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的运动员。

由此引发的疑问是——刘翔的安置过程为何这么曲折漫长，其他运动员有无类似情况。刘翔是中国田径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的运动员，但是对他的安置方式应该在统一的政策范围之内，不应是“独一无二”的。

或许是忌惮名人效应，也可能是担心引发舆情波动，上海市体育局在刘翔的安置问题上，总是表现出被动跟进的姿态。每次都是刘翔发文，上海市体育局再回应，而且流于表面，止于客套，至今也没有摊开说透。

刘翔近11年的工作状态如何认定，确实需要慎重定性，但是也不能因为复杂敏感，就一跳而过。正如刘翔所表示的，把这件事放在阳光下，不是为了通过舆论施加压力为自己寻求第三条路，他更希望上海市体育局认真考虑每一位退役运动员的出路，善待他们，让退役安置灵活多样，让他们有更合适的选择。

刘翔把11年的工资补贴悉数捐给慈善机构，足以证明他在“安置”这件事情上更在乎一个说法，而不是安置费的多少。这个要求不过分，应该得到正面回应，而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。

延伸阅读

43岁刘翔想走第三条路 曾称不想当教练也不想当官员

8月26日下午，刘翔突然在个人社媒账号向网友“求助”，“在线等，碰到个难题”。

他写道：“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，我该怎么办？”配图里，一张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参赛号码布置于相框内，上面印着“1363”。

许多人一眼认出了这串数字。

22年前，21岁的刘翔正是戴着这个号码走进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。他以12秒91夺冠，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金牌的运动员。如今，同一张号码布被用来配一条是否继续上班的求助贴。

随后，上海市体育局发布官方回应称，刘翔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，为上海体育作出了突出贡献，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。8月26日下午，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已与刘翔沟通，拟依据国家体育总局与上海市有关规定，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，对其予以妥善安置。

刘翔没有因此释然。

当天深夜，他再次发文：“我一直没有离开，并不是我不想走，而是你没让我走，10年了，现在突然要‘安置’我。”他所面对的，是“当教练或买断二选一”。

当教练，他担心自己没有执教经验，贸然上岗“定是毁他人前途”。至于“买断”，他称这个词“有点古早，不懂”。最后，他感慨：“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。

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讨论冠军退役之后怎么办的问题。

一场“迟到”了11年的安置

在相关“求助”帖下，刘翔发起了线上投票，设有“买断离手”和“上班做牛马”两个选项。截至28日，有超12万人参与投票，其中，超过10万人建议“买断离手”，希望刘翔“能享受人生，不要被打工桎梏”。

公众记忆里的刘翔似乎早就已经退役。

时间倒回2015年。那年4月7日，即将32岁的刘翔宣布退役。他在微博发布长文，回顾自己19年的跨栏生涯。他说，自己因为伤病无法继续承担高强度训练和比赛，虽不舍、痛苦，但“别无选择”。

同时，他设想着自己退役后的生活。他说，自己会完成剩余学业，做一些对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和国民健康有利的事情。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他表示，自己不想当教练，也不想当官员。

一个多月后，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行退役仪式。刘翔在告别演说中几度哽咽，最终红着眼圈完成了告别。在公众的记忆里，那是一场完整的告别。

此后，他很少再主动谈论竞技体育。他参加公益、体育活动，偶然出现在品牌活动中，更多时候只是旅行、生活，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日常。

没人想到，11年后的刘翔，会面临“退役安置”这样的选择。因此，许多人第一反应是疑惑：怎么现在才开始安置？

事实上，运动员“退役”和“完成退役安置”并不完全一样。

2007年《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》规定，优秀运动员停止训练后，可以进入职业转换过渡期。同年《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意见》进一步明确，过渡期是从停训到办理退役手续、解除聘用合同之间的一段时期，一般不超过一年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运动员仍处于聘用关系之中，训练单位需要承担职业辅导、职业培训和就业准备等工作。正式退出之后，还涉及人事档案、社会保险等关系的转移。

照这个制度设计，退役是一个相对连续的过程，不仅包括停止竞技生涯，还涉及人事关系。而从刘翔本人的发言和主管部门此次出具的方案看，这套人事层面的退役手续仍未完成。

双方在过去10多年具体人事关系如何延续，公开信息并没有给出完整解释。

今年2月，上海市体育局党组曾发布一则巡视整改情况通报。通报提到，运动队管理中存在“宽松软”问题，并提出要明确主管单位对“在编不在岗运动员”管理的主要责任，定期梳理相关人员名单，加强运动员停训至退役申报阶段管理，推动退役手续办理。

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刘翔一个人的事。运动员停训以后，究竟什么时候正式离开原来的体育系统，本身就仍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问题。

那么，时隔11年，递到他手上的究竟是怎样的两条路？

留给刘翔的两条路

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项目，他以12秒91夺冠，追平世界纪录，震惊世界。两年后在洛桑，他以12秒88的成绩，把世界纪录握在手里。

刘翔说的“买断”，并不是普通职场意义上的辞职。在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中，与它比较接近的规范说法，是“自主择业”。

2002年，国家体育总局等六部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》，明确鼓励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，并逐步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经济补偿和就业扶持机制。

此后形成的政策框架中，退役运动员大体有组织安置、自主择业以及升学等不同路径。

对选择自主择业的人，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办法规定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偿，内容包括基础安置费、运龄补偿费和成绩奖励等，具体标准则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。

如今，自主择业成为越来越多退役运动员的选择。2026年5月，江苏省体育局公示了2026年省优秀运动队拟退役运动员名单，其中包括羽毛球奥运女单亚军何冰娇、乒乓球运动员钱天一。两人都选择自主择业，对应的一次性安置费用分别为746310元和726310元。

对于很多运动员而言，这笔钱能让他们在离开竞技体育这条高度封闭、路径高度明确的职业道路之后，至少有一段缓冲时间，可以让自己重新决定下一步往哪里走。

另一条路则是组织安置。在中国竞技体育体系中，退役后留下来当教练，一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职业延续。不少项目里，退役冠军转教练几乎形成一种代际传承。但这件事情做起来不简单。

会练与会教，本就是两种能力。

这些年，体育系统也开始为这种转换增加缓冲。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启动优秀运动员转型教练员“雏鹰计划”，重点针对运动员转型教练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开展培训。当教练越来越被当成一门需要重新学习的职业。

但很显然，这两种都不是刘翔想要的选择。2015年，他离开赛场时，其实已经想过另一种生活。

2020年，退役多年的刘翔罕见露面。那年，一档少儿体能运动节目即将开播。作为该档节目的发起人，他称“想起曾经那个田径场上奋力奔跑的少年”。

节目里，小朋友问刘翔年龄。他答道：“我想永远停留在21岁，再来一遍。”这句话后来被反复提起，因为那正是他最辉煌的岁月。

又一年，2007年大阪世锦赛，他顶着第九道的逆境拿下冠军，成为集奥运会冠军、世锦赛冠军、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大满贯选手。那几年，他成为国家最有名、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员。

但这个故事没有一直向上。

2008年北京，他在家门口因伤退赛，留下鸟巢九万观众一片愕然，随后是铺天盖地的质疑。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他在第一栏前摔倒，跟腱断裂，随后单脚跳过终点，并亲吻了最后一个栏架。

这两次退场，让刘翔经历了舆论反转。有人称他为“刘跑跑”，质疑他是怕输、怕丢赞助商。多年后，鲁豫问刘翔，是不是牺牲在赛场上也许就会释然了？他回答，是的。

时间慢慢改变了判断。多年后，人们才真正翻看他的成绩，他的职业生涯并不只有两次奥运退场，还有一长串冠军和纪录。

于是，今天公众看刘翔，情绪里始终混杂着崇拜、亏欠、熟悉和一种看着旧时代远去的感慨。正因如此，当刘翔突然把“我该怎么办”摆到网上，网友们才会如此迅速接住。

第三种选择在哪？

主管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2002年，自主择业和一次性经济补偿逐渐成为正式政策。后来，又建立职业转换过渡期、职业指导、技能培训等制度。运动员不再只有“等着被安排的一条路”。

在更早的年代，运动员退役后，甚至很难谈得上选择。

2006年，举重冠军邹春兰的故事被推到聚光灯下。她曾获得9枚全国举重金牌，打破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。退役后多年，她被发现在一家大众浴池给客人搓澡，一个月收入不到500元。

“冠军退役即失业”，那是属于一代运动员的困境。

今天的退役运动员，已经很少需要面对才力、邹春兰那样极端的生存困境。可一旦生活里出现意外，已有的生活保障也很难为他们兜底。

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便是如此。2013年，吴柳芳从国家队退役，隔年根据政策获得了进入大学的机会。2018年毕业时，她面前是和刘翔一样的两条路——领一笔退役费自主择业，或不领钱、争取留省队当助理教练。

她选择了前者。当时，她想着去闯一闯，也改善家里的生活。后来，她进入体育公司工作，做过体操进校园，也当过体操教练。家庭生活的压力、工作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，一样样叠加起来，让她最终进入互联网直播。

被指责“擦边”后，她很害怕。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她回忆起那段经历，说自己当时已经“无路可走了”。直播成为她重新谋生的一种方式。

直到今天，退役运动员究竟有多少条真正可走的路？

2021年，一项针对我国东部某省314名近三年退役运动员的调查研究显示，53.18%的受访者在退役后找到全职工作，17.52%的人仍待业。

研究者进一步调查发现，退役运动员重新就业以后，职业能力的继续提升也并不充分。43.64%的退役运动员认为，重新就业后获得的技能提升支持比较少，17.20%的人甚至表示从未得到过相关支持。

他们退役后最常去的岗位，是教练、机关事业单位职员和体育教师。这些都是要挤破头的路。而这些选择，大多仍然建立在运动员过去的身份和经验之上。

研究者把这种状态概括为“双重脱嵌”：退役运动员一脚从竞技体育体制里拔出来，另一脚还没有真正踩进普通就业市场。这导致他们在生计保障、文化教育、人际网络等方面都可能出现断裂。

这些年，政策和研究也更多关注运动员的职业转型问题。

2012年以来，相关部门便通过政策指导、委托举办等方式，开办运动员职业辅导综合素质和专项技能培训班。到了2026年，国家体育总局人力中心仍然在面向退役运动员开展综合素质培训，内容已经扩展到职业生涯规划、法律思维、人工智能应用、常见公文写作、理财投资等。

但难点依旧存在。竞技体育本身就是一种高度耗时、强度极高的职业。在“成绩就是一切”的训练文化里，一个运动员越专注于成为优秀运动员，越可能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专项能力上。

很多时候，除去训练、休息、疗伤，留给教育、职业探索和社会实践的时间所剩无几。这些内容，往往容易被推迟到退役以后。而退役后再开始，许多事情就已经来不及的了。